上週有個Google軟體工程師在該公司內部平台發表了一篇長文,指出「女性天生不適合科技產業」;在該言論被公開之後,引發了一場美國矽谷文化戰爭。

那時筆者人還在歐洲,卻感覺如此切身相關;我認為那樣的言論無疑是貶低了從事科學、工程、寫程式等相關工作的女性朋友能力,而且馬上就被惹毛;因此儘管已經有那麼多輿論提出反駁,我還是要來添一把火──當然並不是為了捍衛我自己的性別。

讓我著迷的是這個事件提供了在如此多層面討論不同議題的沃土,包括對於「男性與女性在生物學上差異」的萬年爭議、對「Google內部政治正確性單一化」的指責,對「企業員工言論自由」的檢驗,還有那位因此被Google開除的文章作者打算對老東家採取法律行動。

而刺激我站出來說話的最後一根稻草,是Google傑出工程師Yonatan Zunger的一篇評論,他指出那個發表文章的前Google人是沒認清他的職業是工程師;Zunger在Google負責隱私權技術開發,他認為自己的工作並非是「打造裝置的藝術」而是「修正問題的藝術」。

Zunger在評論中指出:「裝置是手段,並非終點;修正問題意味著首先得了解問題,而且因為我們做的所有事情都是為了解決外部世界的問題、與人們相關的問題,這也就是說我們需要了解人們,以及他們與系統互動的方式,這是打造系統每一個步驟的基礎。」

簡而言之,重點在於如果你是個男性工程師,卻不了解使用你開發之系統的女性使用者、在你的工程團隊也都沒有女同事,你是要怎麼著手開發產品、又怎麼解決會與外部世界(有一半人口以上是女性)互動的系統問題?

「回音室」的爭議

仔細閱讀那篇題為「Google意識形態回音室」(Google’s Ideological Echo Chamber)的長文(點此閱讀全文) ,你會發現作者不滿的重點是Google管理階層的政治偏見,禁止Google人「公開且誠實地討論」多元化議題。

我們姑且接受他的前提,也可以相信他是真的渴望抒發己見,但就算是只是隨意閱讀,也不難發現他在文章中可被視為性別歧視的傾向,特別是文中寫道「男性與女性在許多方面都有生物性差異」,而且把這種不相干的觀察扭曲為「為何我們會看到女性在科技產業與領導階層的不平等地位」之理由。

換句話說,所有的工程師都是平等的,但比起女性工程師,其他工程師更機會均等。但是當然,那篇長文的作者James Damore──28歲,擁有哈佛大學(Harvard)系統生物學(systems biology)學位──並沒有為女性先天不適合工程領域的缺陷提供基礎證據。

Google在本週開除了Damore之後,事件的發展更詭異;可預見的是,政治權利掌握了當下,Damore被稱為烈士。在某些敘述中,Damore的職業生涯是被所謂的「政治正確性」(political correctness)支持者所壓制──請原諒我放棄嘗試定義所謂的「政治正確性」,現在看來這是一個無意義的、被濫用的句子。

言論自由?

在目前美國內部意見分歧的政治氣候下,輿論反彈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把Damore未經謹慎思考脫口而出的言論,用來探討嚴肅的言論自由議題,是一種誤導。

首先我們該注意的是,幾乎每一家美國企業都堅持自己的「任意雇傭」(at will)雇主權利;因此如果任何員工相信自己的公司會捍衛她/他們在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First Amendment)人權,就是在上班時間做白日夢。

任何一位受雇者如果利用公司的電腦以及電子郵件系統發表具爭議性的個人觀點──特別是對任何強大利益團體有害或是冒犯的言論──就有丟掉飯碗的風險。在這個議題上,我認為Business Insider針對Damore事件的一篇文章做了最佳詮釋,文中寫道:「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是保護美國公民的言論自由不被政府限制,並非他們的雇主。」

上述文章還討論到,因為Damore最有可能是在美國加州被聘僱,加州的法律對於勞工的政治權利特別有同情心;但就算是在加州,他還是面臨艱苦戰役。而當我閱讀整篇Damore的文章,最讓人感覺不安的章節是集中在他對於生物學的扭曲理解,並導出一連串應該不會獲得具聲譽生物學家認同的結論:

平均而言,男性女性在許多方面存在生物學差異;這些差異不只是社會結構的問題,因為:

  • 它們在人類文化中是普遍的;
  • 它們通常具備明顯的生物學原因,並與胎兒期睪固酮(prenatal testosterone)有關;
  • 生物學的男性如果在出生時就被閹割,而且被當作女性撫養成人,通常仍會被識別為男性,行為也像是男性;
  • 那些基礎特徵(underlying traits)是高度遺傳的;
  • 它們是我們可以從演化心理學(evolutionary psychology)的角度確實預測的。

而Damore對於男性與女性「個人特質差異」的描述更為膚淺,他寫道:

平均而言,相較於男性:

  • 女性對於直接表達感覺(feelings)以及審美觀(aesthetics)的開放性更高,而非想法(ideas);比起男性,女性通常對於人有更強烈的興趣,而非事物(這也被解讀為同理心- empathizing vs.系統化- systemizing)。 --這解釋了為何女性傾向於從事社會性或是藝術領域的工作,而更多男性可能會喜歡寫程式,因為後者需要系統化;而在軟體工程師中,相對較多女性是在前端工作,處理與人、美學相關事務。
  • 女性的外向性(extraversion)表達是合群性(gregariousness)而非決斷性(assertiveness);而且更高度和善性(agreeableness)。 --這導致女性通常在薪資談判、要求升職,以及發言、領導方面較困難;注意這些只是平均差異,女性與男性之間會有相同的情況,但是這僅被視為是女性議題,導致像Stretch這樣的排他性專案出現,以及眾多缺乏援助的男性。
  • 女性較神經質(neuroticism,高度焦慮、較低抗壓性);這可能是Googlegeist年度員工調查出現較高比例焦慮女性員工的原因,也是為什麼較少女性從事高壓力職業。

這根本是胡言亂語。

謬論無所不在

在我(身為女性)的成長過程中,無論是學生時期或是後來出社會成為記者、產業觀察者,都一直重複聽到那些謬論,而且很多都是傳播自神經質的男性同胞。

Damore的長文惹惱敏感的觀察家們,無論是男性或女性,是因為他把奇聞軼事當成事實,然後據此做出結論:「我不認為我們應該做專斷(arbitrary)的社交工程技術,只為了吸引相同比例的男性與女性。」但問題並不在於是否任何一個工作場所有相等比例的男女,Damore卻似乎認為那是解答弗洛依德(Freud)知名疑問的答案。

在基礎層面,Damore並沒有了解到:在工程團隊中擁有女性成員,與在職業棒球領域打破膚色的界線是相同的事情;如此每個團隊才會變得更好。論點不應該是關於人數的多樣性,而是關於能有助於解決問題的思考模式與做事方法的多樣性;想想美國職棒史上第一位非裔球員Jackie Robinson,想想首位獲頒諾貝爾獎的女性科學家居禮夫人(Madame Curie)。

前面提到的Google傑出工程師Zunger在他的評論中寫道:「在本質上,工程的一切是關於合作、協作,以及與你的同事和客戶保持同理心;」他解釋,如果有人告訴你,工程是一個可以不用在乎人或是感覺的領域,那就是在胡說。

Zunger認為,單兵作戰只會發生在菜鳥工程師身上,甚至只可能是因為比較資深的前輩──最有可能是經理──已經花很長時間建立團隊社交結構,好讓工程師專注於寫程式。

此外他也指出:「那篇宣言描述的女性特徵,反而是讓一個人能在工程領域取得成功的特質…這份工作真正困難的部分,在於了解所寫的程式,並對於該做什麼已達成特定目標有清晰的計畫,以建立達成目標所需的共識。」

Zunger的結論是:「女性確實被社會化為更關注人們的情感性需求等條件,而這是讓她們能成為更棒、而非更糟工程師的特質。」

編譯:Judith Cheng

(參考原文: Fired Googler: Hoist with His Own Canard,by Junko Yoshida)